朗读

康师尧——被忘却的长安画派艺术家

——郭北平忆师傅康师尧的往昔绘画艺术

忆长安画派    系列访谈  （二）

【编者按】

    正如郭北平在《大梁康巽》中所言，康师尧“作为长安画派的一员宿将几近被人们忘却”，这忘却的原因与文革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。作为九个孩子的父亲，在那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，康师尧形成的“跟风激进、谨小慎微”的性格渐渐淹没了他在长安画派的客观学术地位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在西安特种工艺厂的七年经历，让年少轻狂的郭北平与康师尧成为忘年交。本次通过郭北平的回忆，我们看到了康师尧的另一面：对艺术的严谨及透骨入髓的“旧文人情怀”。

【郭北平简介】

       1949年生，西安人。1983年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油画研究班，现任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、黄土画派研究院副院长、陕西省油画学会副会长、中国油画学会理事、陕西省高级专家协会理事、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理事、陕西省体育文化艺术协会副主席、中国美协陕西省创作中心副主任、陕西省黄土绘画研究会理事。

康师尧 《双清图》    68×44cm

康师尧  《雪压青松》   45X115cm

       本报：请谈谈您与康师尧先生相识的经历？

　　郭北平：在陕西省美术创作组（也称“秦文美”）解散后，西安特艺厂调我过去。当时有人推荐我，看了我的作品觉得不错，还参加了考试。考试的内容之一就是让我看一件屏风稿，问我觉得如何。这是一张表现中日友好题材的内容。我当时也是年少轻狂，敢说，我直言不讳地说“画得不好”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张稿子的作者就是康师尧先生。不过康老擅长的是花鸟画，画人物并不是他的强项，尽管他的线条画得很流畅。

　　到特艺厂之后，厂里把我和江文湛分到了一起。那时候很明确，康师尧是设计室主任，我们的总头，崔振宽当时是副主任。我那时候比较年轻，还是很喜欢油画，对国画不太感兴趣。但是我当时与杨国杰一个宿舍，都在临街的职工宿舍。我们宿舍对面就是康师尧的画室，康师尧的一大家人住在三楼，四楼是他的画室。当时我也就二十几岁，晚上没事就去康老那，看他画画，就这样与康老慢慢成为了忘年交。

　　本报：在当时的长安画派中，康师尧先生是怎样一个角色？

　　郭北平：在当时美协的环境中，石鲁是长安画派里真正的精神领袖，地位很高。赵望云是冯玉祥多年的合作伙伴。何海霞是张大千最后的关门弟子。其实康师尧是很重要的角色。康师尧当时出身不好，据说当时终南火柴厂就是他家的，资本家出身，家里有九个孩子，八个儿子，老九是个闺女，老婆在家没有工作，但是个很斯文的人，在家照顾孩子，康老每天晚上在家里画画，有时候他就和我说“我这个家里全靠着你师母，没有她我哪有时间在这里画画呢”。 所以康老这个人做事很谨慎，胆小，文革时期，处处表现自己很左，很跟得上形势。

    在特艺厂的六七年时间里，我就亲眼见过康老先生的谨慎。文革时期只要社论之类中发现有新动向，他的反应比别人都快，我记得康老先生曾在一夜间创作过一幅大型人物屏风画稿《春香闹学》，这是件政治色彩很浓的作品，表现的是有钱人家的小姐（春香）闹私塾学堂的情景。课本在地上扔着，画面上把象征孔孟之道的私塾先生画的狼狈不堪，正弯着腰在捡地上的书本。当我看了这件作品之后，还质疑这类作品是否适合出口，因为当时特艺厂的很多作品都是要对外出口的，后来这幅屏风果然被外贸退回，康老生知道这个消息后说了三个字“也难怪”，可见他当时那种矛盾的心理。

　　本报：康师尧先生在特艺厂的艺术家群体中处于什么地位？

    郭北平：在长安画派中，康师尧的国学功底是最厚的人之一，在美协里面像这样的人也是少有的。当时在特艺厂，康师尧负责漆器屏风技术的学术研究，尽管他之前是画国画的，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，他把漆器的学问研究的很深，很快就成为漆器行业的真正专家。像中国漆器起源、各个地方漆器特点，漆器品种等一些专业的问题他都能谈的很深入。

　　我当时在特艺厂的时候，年纪轻，不用功，对国画没太大兴趣，还想画油画。康老对我意见很大，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，在一次他带特艺厂新厂长去天水考察途中说“老崔（崔振宽）是个好人；江文湛这个人将来必成大气，他看到江文湛的才情和刻苦；小郭这个人，你最好把他和江文湛调开”，厂长问“为什么？”康老说“我觉得，弄不好，文湛会受小郭的影响。小郭有才，但是不用功啊！”其实康老也没有恶意，他觉得我就是个放荡不羁的人，二十几岁，正是轻狂的年纪，江文湛当时大我九岁。

     本报：如何评价康师尧先生的艺术？

     郭北平：总体感觉，康老的画不够大气，画面表现拘谨，这与他的为人有很大关系。再者，康老的字很规范，画很清秀，画上再渗透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，就很容易让人反感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如康老先生画花篮绚丽至极，但是提款必是“鲜花送模范”。尽管他作品中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让人反感，但是画面很耐看，还记得他之前画的花篮，黑框子里面画的红红的花瓣，非常好看，可以想见，黑色与特别显眼的红放在一起，那种对比的效果有多强烈，我后来看到这幅画还特别感动。记得最后一次见先生是1984年，他送六届美展作品，一组八幅盆花小景的作品，画的就是窗台上放的那种花，立意新颖，笔墨精良，题款同样富有政治性“献给祖国的一束小花”。康师尧的画不大气是公认的，但是，他的很多画还是非常具有新意，这也是他非常重要的艺术成就，因为这种新意的存在，让你在他的画中能看到生活、生意。康师尧最崇拜华喦、虚谷、齐白石，这与他在审美趣味的追求也有相近之处。

　　本报：您从康师尧先生那的受益之处是什么？

     郭北平：从绘画的角度看，康老的法度精研，他对国画的章法、布局、开局等问题认识特别深。平时我们在一起看各种画、看画册、展览，对之评价，康老在我跟前评画是没有任何忌讳的，所以自然受益匪浅。

    所以说，在特艺厂与康老结识的七年时间，奠定了我在国画领域非常重要的基础，后来上“七二一大学”（又称“七二一工人大学”，是“文化大革命”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内的产物），刘保申聊天时翻开画册让我点评，我的回答也让他很吃惊，因为他很难想象我对国画能有那么深的认识，这一点毫不夸张的说是受益于康师尧先生。受益于他对我“读画”的教诲。他会对我很认真地具体讲解哪件作品好在哪里、哪位艺术家的作品如何。他都可以很直接、没有忌讳地与我直接说，再加上我在这方面的悟性好一些，能够很快领会。所以说，这一时期奠定了很重要的国画眼力。

　　具体一点说，通过康师尧的指点，我对中国艺术的传统知识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。原来不喜欢看，看不懂的地方慢慢发现了它的美以及审美的方式。如中国雕刻，之前我非常喜欢西洋雕塑，但是中国雕刻非常注重线意识的表达，彻底放弃了解剖透视的技法，这是与西方迥异有别也非常具有东方特色的地方，而且，当你到了一定年龄，你越是读中国的传统雕塑越觉得有韵味。

　　另外，从康师尧先生对后世的影响来说，他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我，而且西安当代很著名的画家，如崔振宽、江文湛等也都或多或少得益于康老，康师尧当时在特艺厂是学者型艺术家，但他又是个被忘却的长安画派艺术家，这与他文革时期得罪了很多人有关，不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们和他了解深，所以还能比较客观的看到他被人忽视的一些方面，特别是他的艺术造诣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供稿 / 胡晶）